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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社會是按照歷史的規律和法則前進的,歷史總是在偶然與必然的輪回中選擇前進的方向。紅十字運動也不例外,紅十字運動起源于戰場救護,是人類文明進步的象征,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

  一、紅十字運動的誕生

  紅十字運動肇始于19世紀中葉的歐洲,瑞士人亨利·杜南(1828—1910)是紅十字運動的創始人。

  亨利·杜南于1828年5月8日誕生于日內瓦。他的父親是個成功的商人,在日內瓦很有聲望;母親溫柔虔誠,樂善好施,十分注重對他的早期教育。亨利·杜南在年輕的時候就具備了善良慈悲的品格,他經常給窮人、病人及遭受其他痛苦的人精神上的安慰和物質上的幫助,他甚至到監獄里探視那些失去自由的人,給他們朗讀圣經故事。從18歲起,亨利·杜南開始學習銀行業務

  正當亨利·杜南在商業生涯上走向成功的時候,一場戰爭——索爾弗利諾戰役改變了他的一生。,幾年后他就被外派到阿爾及利亞的一家銀行任總經理。


  1859年6月24日,奧地利陸軍與法國——撒丁(意大利邦國之一)聯軍30多萬人激戰于意大利北部一個叫索爾弗利諾的地方,雙方傷亡慘重。因缺乏醫療救護,4萬多死傷士兵被遺棄在戰場上,

  尸橫遍野,血流成河,慘不忍睹。6月25日,正在歐洲各地從事私人商務活動的亨利·杜南途經此地,為慘象所震驚,當即決定將個人的事業放置一邊,投入戰場救護。他聯系當地一所教堂作為臨時救護所,并與法軍軍醫總監取得聯系,釋放數名奧軍軍醫俘虜,負責治療工作;他發動當地的村民參加救護,并勸導參與救護的人不加歧視地醫治所有的傷病員;他還為瀕死的傷兵筆錄下臨終遺言,并幫助與他們的親人聯系。

  這次經歷深深觸動了亨利·杜南的良知和思維。回到日內瓦以后,他立即撰寫了《索爾弗利諾回憶錄》,以直觀感人的方式敘述了在索爾弗利諾見到的情景,并于1862年11月自費出版。書中字里行間,浸透和體現著他對殘酷戰爭的無比憎惡,對死傷士兵和平民的深切同情,以及努力減輕戰爭給人類帶來痛苦的崇高理想。《索爾弗利諾回憶錄》問世后,在歐洲各國引起強烈反響。法國著名作家雨果看到此書后,致函作者:“你武裝了人道主義,滿足了人類自由。”


  亨利·杜南在《索爾弗利諾回憶錄》中提出兩項重要建議:

  ——在各國設立全國性的志愿傷兵救護組織,平時開展救護技能訓練,戰時支援軍隊醫療工作;

  ——簽訂一份國際公約給予軍事醫務人員和醫療機構及各國志愿的傷兵救護組織以中立的地位。

  他的建議,得到日內瓦的4位知名的公民——日內瓦公共福利會會長莫瓦尼埃(Moynier)、杜福爾將軍(Dufour)、阿皮亞(Appia)醫生和莫諾瓦(Maunoir)醫生的贊賞和支持。1863年2月9日,他們5人在瑞士日內瓦宣告成立“傷兵救護國際委員會”(又稱“日內瓦5人委員會”),1875年改名為“紅十字國際委員會”。

  亨利·杜南為實現其理想,在“傷兵救護國際委員會”成立后,繼續努力向歐洲一些國家的君主和政府呼吁,并得到了支持。


  1863年10月26日,日內瓦國際會議召開。16個國家和4個私人組織的36名代表(均來自歐洲國家)參

  加了這次會議。會議由“傷兵救護國際委員會”召集和主持。10月29日,會議通過了10項決議。決議的主要內容除包括亨利·杜南在《索爾弗利諾回憶錄》中提出的兩項重要建議外,還有采用白底紅十字臂章作為救護人員的保護性標志。1864年3月8日,在普魯士與丹麥之間爆發的日勒蘇益格戰役[2]中,佩戴紅十字臂章的救護人員第一次在戰場上出現,并提供人道服務。

  1864年8月8日至22日,在日內瓦召開了外交會議(正式名稱為“關于中立化在戰地服務的軍隊醫務部門的國際會議”)。8月22日,參加會議的12個國家的正式代表簽署了第一個日內瓦公約——《關于改善戰地陸軍傷者境遇之日內瓦公約》。公約共有10項條款,包括1863年日內瓦國際會議決議的主要內容。公約規定了救護車、軍隊醫院和醫務人員,包括志愿人員和隨軍牧師應被視為中立而受到保護和尊重;提出“任何士兵因傷病而不能繼續戰斗,不論他屬于哪個國家,都應給予收容和治療”的重要原則;宣布軍隊醫院和醫務人員使用白底紅十字標志的旗幟和臂章。公約最后呼吁各國政府批準加入這一公約。

  從此,紅十字運動作為一個國際性的運動,在國際法的保障下開始發展起來。

  紅十字運動始終圍繞著亨利·杜南在《索爾弗利諾回憶錄》中提出的兩項重要建議的軌跡向前發展:

  ——在各國設立全國性的志愿的傷兵救護組織(演化為當今的國家紅十字會或紅新月會);

  ——簽訂一份國際公約給予傷兵救護組織以中立的地位(演化為當今以日內瓦四公約及其附加議定書為核心內容的國際人道法文書)。

  被人們尊為紅十字運動之父的亨利·杜南,因為他的遠見卓識,成就了一項“圣潔的有助于人類發展的事業”,他對人類和世界的貢獻厥功甚偉。由于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到紅十字運動上而荒疏了個人的事業,以致在1867年破產;1892年后長期住院,度過了最后的18年;1895年,一名年輕的記者遠途旅行,在海頓發現并采訪了他。消息傳開,已被人們遺忘了的亨利·杜南再次聞名于世,他重新得到世界各地人們的同情和尊重。

  1901年,亨利·杜南和法國人弗雷德里克·帕西同時獲得第一個諾貝爾和平獎,但由于他的健康和經濟的原因,已不能長途旅行去受獎,但他仍表示把獎金捐給家鄉的慈善事業。

  1910年10月30日,亨利·杜南在海頓與世長辭。在那里的群山與人民之中,他找到了心境的安寧,找到了友誼,找到了自己的歸宿。

  1948年,紅十字會協會(即現在的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理事會決定把每年的5月8日(亨利·杜南生日)定為世界紅十字日,并要求各國紅十字會在這一天舉行慶祝紀念活動。

  二、紅十字運動的歷史背景

  紅十字運動起源于19世紀中葉的歐洲,有其歷史必然性。

  從14世紀到16世紀,綿延歐洲社會幾百年的文藝復興運動,是歐洲資本主義文化思想的萌芽,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文化運動。最初開始于意大利,后來隨著西歐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遍及西歐各國。

  文藝復興的指導思想是人文主義,又稱人本主義或人道主義。人文主義者主張以人為中心,贊揚人的價值和尊嚴。文藝復興以科學反對蒙昧,以人權抗衡神權,啟迪民眾智慧,倡導對人的深切關注與同情,將人的自由、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人的解放提到了首要地位。這對于以“人道”為宗旨的紅十字運動來說,應該具有重要的前提作用。

  經過三個多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以“人”為本的人道思想廣為傳播。而發生在17世紀到18世紀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文化運動——啟蒙運動,是文藝復興時期資產階級反封建、反禁欲、反教會斗爭的繼續和發展。它啟發人們反對封建傳統思想和宗教的束縛,提倡思想自由、個性發展;贊美文化科學,主張人應當掌握豐富的文化科學知識,反對蒙昧主義,等等。

  到19世紀初葉,“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博愛”等人道思潮已主導了歐洲社會。這樣一種社會現象,可以認為它為紅十字運動的誕生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社會基礎。

  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中人文主義者的代表是一批政治文化巨人,他們用劃時代的作品詮釋了人道主義的真諦。比如,英國文豪莎士比亞在其名著《哈姆雷特》中,借哈姆雷特之口說:“人具有高貴的理性,人具有偉大的力量,人的行為像天使,人的智慧像天神,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提出“知識就是力量”的戰斗口號。德國哲學家尼采更說出了振聾發聵的話:“上帝死了!”

  并非紅十字運動產生后人世間才有“人道”、“博愛”思想,恰恰相反,對人的關切與同情自遠古以來就存在,紅十字運動是對此的繼承和發揚。在紅十字運動誕生的前夕,就出現過紅十字運動的先驅人物,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為醫務界所熟悉的、在克里米亞戰爭中從事戰場救護的英國人弗羅倫斯·南丁格爾。

  弗羅倫斯·南丁格爾(1820—1910)是現代醫務護理創始人,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由于她的忘我奉獻和精湛服務,使得傷病員的死亡率大大降低,被人們稱為“提燈女神”。為表示對她的景仰,國際護士會把她的生日5月12日定為國際護士節;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設立南丁格爾獎章(見附錄),以表彰各國在護理工作中有突出貢獻的護士。

  我們把南丁格爾等人稱為紅十字運動的先驅,是因為南丁格爾等人所從事的戰場救護,不僅早于亨利·杜南,而且同樣體現了“人道”、“博愛”思想;我們把亨利·杜南稱為紅十字運動創始人,是因為亨利·杜南的天才構想和偉大實踐,成就了一項“圣潔的有助于人類發展的事業”,即把人道思想從倫理學范疇引申到法學范疇,從而排除一切成見,提出向一切遭受苦難的人提供救助的“公正”、“中立”等概念,并由此誕生了一個國際組織——傷兵救護國際委員會,一部國際法——日內瓦第一公約。

  三、紅十字運動的文化淵源

  紅十字運動能夠遍及全世界,為不同制度的國家、不同信仰的民族、不同膚色的種族所認同和接受,是因其本身蘊涵的文化淵源,扎根在各種不同的世界文化之中,所以紅十字精神一經傳播,立即與涵蓋在這些文化中的“人道”理念薈萃交融,一拍即合。

  因而,設在日內瓦的紅十字與紅新月博物館用造型獨特的六塊展板,以不同的文字精錄了各種不同的世界文化中對生命尊敬和保護的表述,向世人昭示:紅十字精神扎根于世界文化之中,涵蓋了古典文化的精髓。

  猶太教摩西律法(猶太教將《圣經》首五卷稱作“律法書”,并稱出自摩西之手)中記載:要愛鄰居,像愛自己一樣。摩西是《圣經》中猶太人的古代領袖。《圣經》中記載,他帶領被奴役四百年的猶太人逃出埃及。

  在素以文明古國著稱的中國,以儒學為傳統文化的核心。儒學經典《論語》有言: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儒學產生于中國的春秋時期,以孔子、孟子為代表。西方在文藝復興時期倡導的“博愛”思想,東方古已有之,中國唐代韓愈在《原道》篇中說:“博愛之謂仁。”儒家學說影響中華民族兩千多年,以“仁愛”為核心的思想,滲入到社會各階層,自古及今,源遠流長。

  在印度,阿育王通過血腥的戰爭拓展了統治疆域。然而當他皈依佛教,他卻在帝國界石上題詞,譴責戰爭暴力,甚至譴責他自己的勝利。佛教的核心內容是講究“修心”,要點在于施舍與奉獻。在世界各地的佛教廟宇墻上,人們最常見的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警句,昭示世人止惡揚善,弘揚博愛理念。

  在《馬太福音》中,耶穌說:“我餓了,你給我吃,渴了,你給我喝,我坐牢,你們來探視我。”基督教創始人為耶穌基督(基督即救世主之意),他教人忍受苦難,教人竭盡所能施舍,倡導博愛思想。

  伊斯蘭教創始者穆罕默德說:“俘虜是你的兄弟,憑真主的保佑,他才落入你的手中。”穆罕默德勸導人們歸順并敬畏安拉(伊斯蘭教信仰的神的名字,亦稱真主),止惡行善。

  1743年的《法蘭克福條約》,是各國在彼此交戰前關于戰俘條款一個很好的和約樣本。它規定:允許給戰俘救助;允許給交戰雙方的傷員以救護;病人不得被作為戰俘對待;必須以公開的形式,讓他們知道自己已成為俘虜。

  必須指出,紅十字運動和宗教并無必然的聯系,但是紅十字運動的精髓和涵蓋在各種不同的世界文化淵源中的“人道”理念卻緊密相聯。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1859年那場索爾弗利諾戰役,應該是紅十字運動的直接源頭,而博大精深的世界文化中涵蓋的“人道”、“博愛”理念,實為紅十字運動的本源。

  紅十字運動作為人類精神文化的重要現象之一,絕非偶然。“人道”理念的出現,來自人性的內需,代表著試圖緩和人世苦難的精神努力,體現為古今世界對人的關注與同情。因而,紅十字運動是人類文明進步的產物,紅十字精神是“人道”理念的代名詞。保護人的生命的愿望在洪荒時代即已存在,歷史悠久,文化根基深遠,是世界不同文化中倫理道德觀念的結晶。正是這種內在的對人類苦難關切、同情的精神力量,超越時空,無遠弗屆,推動著紅十字運動的發展,成為紅十字運動遍及全世界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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